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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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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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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这种探索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框架，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摆脱困境，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也要求我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缩小差距。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不仅由于这是从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因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命运关键抉择
［作者简介］王真，教授，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116001。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走向。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一、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走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探索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框架，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摆脱困境，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也要求我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缩小差距，改革开放由此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走向。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十年探索取得很大成就。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要看到，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这就是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框架，仍旧维系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此，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苏联模式是以权力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建国初期我们照搬苏联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突破苏联模式。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以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暴露的问题为借鉴，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初步经验，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方面的关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重要思想。9月，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全面分析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对于我国当时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中央也曾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60年代初期，党中央还决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等部门试办托拉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和改革实践都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这里所说的“原则和苏联相同”，就包含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概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一直把计划经济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是划等号的，是社会主义的一条“原则”。因此，当时的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的权力分配上兜圈子，走不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怪圈。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关键的一步迈不出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框架。
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局限就其根本来说，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邓小平指出:“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1］（p.136）这种“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p.269）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使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偏离了中国实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进而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曾试图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致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最明显的是，十年探索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发展速度相对于“一五”时期慢了不少。1957～1966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一五”期间6.9%的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7%，也低于“一五”期间4.5%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由“一五”期间的4.1%下降为1.2%，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造成国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业从1958～1960年累计增长了98%，农业从1959年到1960年下降了29.6%。“大跃进”之后被迫进行经济调整，降低工业生产增长率，提高农业生产增长率，又使工业增加值从1961年到1962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累积下降47%。［3］（p.384）本来应该在“一五”时期成就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这十年，却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尽管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阶段调整出现了复苏，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并“逐渐占了上风”，［1］（p.115）导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更加严重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p.264）“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的无序混乱状态，已是人们的共识。需要着重认识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此前的正常发展是减缓甚至停滞。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说:“当时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4］所谓经济停滞，不是指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而是在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4］1967年和1968年，GDP出现负增长，其中以1967年为最小值，即-5.7%。［3］（p.712）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讲到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指的就是这几年。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如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建设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企业，建成了一些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等。这主要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多年来受党的教育和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兴衰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并以各种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而绝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成果。它只能表明，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好、成就将会更大。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促成中国对改革开放的坚定选择。邓小平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pp.272，266）改革开放是摆脱“文化大革命”困境和实现国家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缩小同世界经济发展差距和追赶时代潮流的迫切需要。我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正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我国由于错失融入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经济和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据世界银行报告，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而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4;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843元，相当于100美元。［6］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我国相差无几，但到了70年代中期却成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上、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却落在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以下的贫穷国家行列。［7］很显然，中日之间的这种落差就发生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这一二十年间。①邓小平指出:“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8］新科技革命是一种世界潮流，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对我国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就会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还有可能超越某些传统的发展阶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没有能够把握这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竟与它擦肩而过。因此，“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p.242）新中国的历史几经曲折，最终还是选定改革开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走向。
二、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不仅由于它是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必然选择，而且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
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对自身基本矛盾的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临的和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的趋势，但囿于历史条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的观点，但他没有具体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直到晚年才承认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把这种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8］（pp.181，182）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同时强调要深入地具体地研究解决基本矛盾的问题，而这后一点正是当时没有解决好的，即不是通过改革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基本矛盾，致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陷入迷途。
邓小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这一著名论断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观。“第二次革命”，这是相对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改革同革命一样，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p.135）改革又不同于以往党领导的革命，它不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对政策和体制的重构，亦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1］（p.135）因此，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得以解决。改革就是用非对抗性方式革除社会主义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环节中的弊端，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不断相适应，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
改革包括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和开放紧密联系构成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社会主义的生机不仅源于对自身的改革，而且需要从开放中汲取活力。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这一科学结论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历史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曾引领世界千年。据西方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公元1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22.7%，随后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达到32.9%。［9］但由于此后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对外交流合作，中国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与西方国家的距离逐步拉大。仅以农业为例，到1840年中国仍维系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10］开放才能发展，这不仅是历史的启迪，也是一种对待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个问题，毛泽东虽然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没有解决好。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1］（p.90）这种错误，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1］（p.64）。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高速增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开放政策。日本通过开放学习欧美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创造出适合日本自己特点的“丰田管理方式”即“精益生产方式”，如零库存管理等，使经济效益大大提高。［11］同时，日本通过开放大量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从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国外专利25742项，以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生产技术为主，这使其工业从1951年至1976年平均增长率达12%以上，并由技术引进成为技术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6］（p.628）邓小平说过:“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1］（p.274）这说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才使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社会主义是否具有生机活力，还取决于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革，必然引起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进行变革。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我完善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相适应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建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过程。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建构是一种深刻的观念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型到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来。这不仅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活力，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机活力，关键是要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不是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和富有活力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却有可能出现思想的僵化，不能随着时代发展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活力。苏共失败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①俄罗斯学者在反思这一教训时说:“意识形态衰落是导致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他一些因素加速了这一进程和决定了它的方式。”［12］“意识形态衰落”，既表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僵化，也包括“新思维”造成的衰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停滞不前或离经叛道，对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都是一种致命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不行，坚持这面旗帜而不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也不行。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由实践赋予活力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正是这些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牵引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系列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实践还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文化视野，需要我们不仅从政治范畴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从文化范畴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改革开放引发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形成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这就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科学解读和正确引导，既要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由此提升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价值整合和引导功能。邓小平理论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并将其与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蕴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带动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创新，其重要表现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继承中创新，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变革中延续的合理性与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三、从历史的必然走向到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走向，当代中国由此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形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就在于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历史起点的意义上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开端。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8］（p.159）从逻辑起点的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才催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又以改革开放作为路径而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推动力。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从3645.2亿元增长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000多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2010美元，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小康。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和竞争中必须要加快发展，才能取得比较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p.256）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8］（p.312）停滞状态和很低水平的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社会主义就会失去说服力和凝聚力，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苏共下野、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经济搞糟了。前苏联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持续滑坡，5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接近10%，60年代降为约8%，70年代约5%，80年代不到3%。到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10%，国民收入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13］消费品严重匮乏，在1200多种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商品的制度，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居民为4100万，占总人口的14%，1990年增加到34%。［14］深刻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人民对苏共和政府的信任，为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根据和口实。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东欧一些国家，这是导致这些国家剧变的重要因素。回首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运行轨迹:苏东剧变解体后的衰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日中天。后者之所以显现出无限的生机活力，就在于改革开放为它提供了强大动力。当然，苏联和东欧不是没有搞改革，问题是这种改革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上搞自由化，意识形态上搞西方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它与四项基本原则辩证统一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之中，从而使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我国改革和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多变环境中进行的，这必然给我国带来各种复杂的影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物资、信息和知识流动，环境的依存程度，制度的联系程度和相似程度等都进一步加深，这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而要求我们面对，应对不利就会产生风险。与此同时，国内改革不断深化，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是潜在的风险因素。由此可以说，“在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轨同步进行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多样而混杂的。”［15］这些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界各个领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同时并存。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风险几率明显上升，仅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风险就有“八九”政治风波，“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新疆东突势力和西藏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法轮功”邪教组织同党和政府相抗衡的严重政治事件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预见到改革风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1］（p.268）应对风险和挑战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以固本强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p.364）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愈加快发展，就愈有执政安全。当然，改革开放对于抵御风险的意义不仅在加快发展上，同时也体现在制度的改革和重构上，这包括建立健全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机制，提高党抵御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安全的能力;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等。改革开放强化了我们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并将这些意识转化为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因，党和国家应对风险和挑战开始步入制度化轨道。
30年前，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毅然决然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抉择。尽管改革开放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亿万中华儿女振兴中华的宏伟夙愿、复兴民族的美好理想，如今正由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变为现实。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昂首阔步走在时代前列，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改革开放铸就了当代中国的辉煌，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3］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497页。［4］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5页。［6］毛磊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650页。［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1～542页。［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9］《环球时报》编辑部:《复兴之路》，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0］《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11］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6页。 ［12］〔俄〕罗伊·亚历山德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李慎明主编《2007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版，第435页。［13］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1页。［1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3页。［15］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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