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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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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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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涵义，是特指在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都要既防止和反对僵化、又要防止和反对自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 30年
30年改革成就辉煌举世公认，17大报告在理论和路线上作了总结，但思想理论界却一直争论不断。本文试对关系争论最根本、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扼要地作一些辨析，以此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也是当前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涵义
由于近代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避免走大多数人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选择并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阶级和社会差别消失、国家消亡、民主失去政治性质、产品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人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理想、最美满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从列宁开始把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对本文讨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主要只在发展成熟程度不同，本文以下简称其为“理想社会”和“理想社会制度”。
在这种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和制度为目标的实践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是在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走上这条道路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现阶段还不能全面实行这种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理想目标只能分阶段实现。虽然我们过去建立起了作为初级形式（即非完全意义上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但还远不是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预测和论述的理想社会制度。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用小平同志的话讲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的13大报告，曾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清楚地说明，说“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必须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制度（混淆它们是理论混乱和信念丧失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只是在保持这种基本制度基础上为最终实现理想社会创造条件。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从其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即所谓国情，既包括普遍性也包括特殊性。这种广义上讲的国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以及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研究和论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和道路，是依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特色”的内涵，我理解主要并非泛指空间维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地理方面与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别。虽然建设中当然要注意这些方面与其它国家不同的国情，但是这些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特色”的主要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词就是“社会主义”，它主要是特指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个命题时，就是讲“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大报告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初次阐释这个概念的13大报告就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并讲明了提出这个命题的背景，它说：“在中国这样落后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讲的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外国就是原苏联，他们的主要问题也在照搬书本。可见，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内涵的崭新概念，主要是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经典著作中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特指在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的情况下，也就是处于与他们设想建设社会主义时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即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和物质、精神文明都不发达，并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明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切内涵，对于正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十分重要。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总结过去我们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终极目标的理想社会两种社会，误以为我们是处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加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很大弊端，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因而需要改革。改革当然包括改革一切不适合国情的环节。但是本文为避免广义国情中空间向度纷繁因素带来的复杂性，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述特定涵义角度分别简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主要内容，以及当前任务与解决途径。我以为这是改革中争论内容的主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行动指南。遵循这个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追求的目标，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以此衡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客观规律和上述要求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也是向最终理想目标前进的保证，必须坚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化生产不发达，现阶段只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发挥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经济的积极历史作用，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包括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对外开放。因为这些是现阶段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向理想社会过渡创造条件不可逾越的历程。撇开广义国情中的空间向度因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涵义角度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内容。
但是，在改革中有些人却仍然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改革说成是背离社会主义，污蔑开放为卖国投降。如果再回头恢复闭关锁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然是死路一条。这正是我国改革前发展落后于东亚“四小龙”的主要原因。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克服僵化思想，坚持改革不动摇。这两个“必须”，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这里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混淆它们是改革中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这是庄严载入我国宪法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马克思预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建立的纯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它本身包涵着固有的矛盾，不但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和按劳与按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分配方式，而且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因为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激励基础上的，任其自然发展，也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上有继承关系，它们存在于同一时代条件下还有相互借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从决定其性质的本质上讲它们又是彼此对立、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导，以资为本，以追逐最大限度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必然产生劳资对立和斗争，尤其在现阶段我国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如任其自然发展，必然会两极分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会沦入受剥削压迫的地位，激化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当代，霸权主义也绝不会容许我们独立地发展，时刻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置我们于其附庸地位。这条道路只会使我们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受二茬罪，甚至会导致内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由于改革中对立的两种经济成份、分配方式、运行机制和生产目的、价值观念同时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的分化，除上面讲的存在改革与僵化矛盾外，必然会有人要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产生社会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的斗争。
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中央就规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笼统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经常被用于不同的含义；本文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或社会主义改革，则是指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小平同志讲的“搞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含义角度讲，就是充分发挥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这个历史课题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此从13大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现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在经济方面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这在经济上就是，所有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分配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被明文规定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
这就是中央规定的改革方向。尤其是17大报告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再次详细地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道路进行了诠释。对于这个中央早已解决并反复强调的问题，在思想理论战线却长期争论不断。一个是要不要改革，一个是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其中前一种争论中的僵化思想，曾经很长时期，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主要的，现在虽还有极少数趁反思之机全盘否定改革必要性，但是这种思想在改革开放辉煌成就下已无多大市场。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后一种争论中的“自由化”思想。
一些人借改革大潮鱼目混珠，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极力散布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市场和私有制万能，反对政府调控，甚至要取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集中表现在长期曲解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说他讲改革中不要问姓社姓资。其实，13大报告在提出基本路线的同时就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决。他在南巡讲话中，虽然据当时的情况指出了主要是防“左”，但同时也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讲到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后，紧接着就讲了判断的标准，强调按照这个标准，深圳的改革是姓社，而不是姓资，因为“公有制是主体”。可见他在南巡讲话中是强调改革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不问姓社姓资。
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历史任务决定了，改革实践中正确处理姓社姓资关系，是个复杂而困难的课题。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但这个方针在实践中有些场合往往存在矛盾。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全局和长远讲要坚持社会主义，而从局部和眼前讲有些则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这可看作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总的方向、道路、目标要坚持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机制、措施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要为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本身则可以，有些还必须借鉴甚至汲取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而不管姓社姓资。掌握的原则始终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具体问题的是非判断标准是“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意，这里讲的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是指社会主义的；而第三个有利于，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指最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以人为本。这个判断标准实际是姓社，正如小平同志紧接着说的“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个标准长期以来被一些人歪曲为以物为本、以资为本。他们在引用这个讲话中“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时，只讲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而不讲摆在最前面的坚持社会主义。他们宣扬的实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和以资为本的发展观。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实践中，发生不顾民生、GDP挂帅，为资本增殖牺牲劳权。这是改革中贫富急剧分化、城乡、地区差距急剧扩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环境资源迅速恶化，甚至导致“新三座大山”的主要原因。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的拨乱反正。我们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克服和反对僵化与自由化。苏联剧变在经济上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前照套马克思的书本，二是改革中又滑入民主社会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以此为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政治特征，是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阶级和一切社会差别，国家最终消亡，民主失去了政治性质（即阶级性质），人人平等，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最理想、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共产主义运动政治上追求的最终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同经济一样，也要分阶段实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还存在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国际上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存在霸权主义，因而存在着阶级斗争，还需要国家对外捍卫国家权益，对内整合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政党政治则是近代治理国家的有效形式。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在阶级社会中受剥削压迫最深，最大公无私，组织纪律性最强，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用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才能超脱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节各阶级、阶层的权益，保证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团结全体人民，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是实现最终理想目标必经的历程。
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政权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以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总结经验，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时期又创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是根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人民民主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做出的选择，历史证明，符合我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这个制度，既根本不同于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制度，又不同于上述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混淆它们也是导致理论和思想分歧与混乱的重要原因。
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是需要建设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其本质的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缺乏经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传统影响深广，又照搬了苏联过分集中的体制，加上受长期革命和战争环境的影响，建国以后又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以致具体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至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过重大挫折。所以，在11届3中全会作出改革决策时就包括政治和经济改革。
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规定，这也是庄严载入我国宪法的。坚持和完善、发展这个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后者虽然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改革，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其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改变了以前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只是纠正以前因混淆两种社会的失误，把其中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的内涵，恢复、扩大到私营企业主和一些有少量剥削行为的部分所谓的“新兴阶层”，因此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因而，政治体制改革中，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要遵循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结合，把它们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之中。具体讲，这就是17大总结的“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17大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
在理解和贯彻这个方针中，正如16大报告总结的“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我的理解，这个关系中的依法治国，虽然很重要，但它归根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所以这个辩证关系中的实质问题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个关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难以透彻认识和正确处理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从表象看，似乎没有经济体制改革中那样激烈的争论，但改革主张之多，其差异之大远胜后者；其实背后主要是源于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其中许多差异的敏感、尖锐也远胜后者。因此透彻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个关系，是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政治方向不可逾越的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尤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并没有放弃西化、分化我国，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变我国为其附庸的企图。他们现在的主要手法，就是污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专制（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涵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权，是人民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为民主国家，但实质是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垄断和操纵的资产阶级专政），宣扬西方的民主制度，企图通过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克隆”苏联剧变。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或因利益驱使，或因认识糊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我国1989年的政治动乱，就是这两股势力掀起的。无论是我国的历史，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导致政治和社会动乱严重影响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何况我国如此大的多民族国家，尤其随改革深入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突显社会矛盾，如果搞多党制，不是四分五裂也会沦为霸权主义的附庸。当今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这个真理，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今年的抗灾、奥运和航天出舱，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识。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
然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落脚点。正如党的16和17大都反复强调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小平同志在改革的初期，1980年就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教训指出，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其集中表现，就是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的13大把这个讲话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并决定从党政分开着手改革。后来因1989年的政治动乱不得不暂时搁置。这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讲话和13大的上述决定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虽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粉碎颠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企图，是为改革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但从根本和长远讲，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从根本上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保持政治和社会长治久安，从而也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实现。所以小平同志在处理政治动乱的时候就强调13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小平同志后来又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要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取得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从以后的实践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随着改革深化，社会阶层和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由于政治体制未能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实际制约公权力的授予和行使，虽然对领导干部进行反复的思想教育和不断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权力腐败却难以遏制；由于人民群众不能参预和监督改革和建设的决策与执行，从而在有些领域和地方曾广泛发生背离改革正确方向、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尤其是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推行以资为本，侵犯工农权益，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以至发展到官商学结成利益联盟，扭曲改革并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甚至导致干群矛盾激化。这些既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社会稳定，又影响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1989年的政治动乱的主要诱因就是权力腐败，其后遗症的影响至今未能愈合，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权力过分集中、人民不能切实当家作主，既是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又是经济体制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阻碍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原因，那么改革的关键，首先就应从这个根本问题着手，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制度，从而也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得以实现。这也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制保障。当前的改革方向，首先就应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要落脚到维护宪法关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以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
这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克服把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既有的具体体制凝固化的僵化思想（这是关键课题，但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
改革的切入点，我不大赞成选在一些经济、行政和执法的具体管理环节的主张，认为应该针对总病根，一方面要落实17大关于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规定，一切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包括各级党组织的政策建议和国家各级重要领导候选人推荐，最终都要由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另一方面，要落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性，改变现在大多数代表都是领导干部，和其候选人事实上只由党委的几个人提名的状况，按阶层人数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候选人由下而上由人民群众和各界（包括党组织）提名，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以从根本政治制度上保证国家和一切公权力由人民授予和监督。这不仅是改革进入攻坚深水区矛盾突显期的迫切要求，也符合宪法、容易操作和风险甚微的方案。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同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反对和克服自由化和僵化。苏联剧变在政治上的两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适时改革革命和战争条件下建立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与政治体制，而以后又滑向民主社会主义，推行西方民主，必须认真汲取这个教训。（【作者简介】汉族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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