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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演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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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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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我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是快速发展，这种现象在苏南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苏南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方面创造了闻名于世的苏南模式。从此以后，苏南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演进，经过近30年的发展，苏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富裕水平、开放型经济水平、城乡一体化水平领先全国，收入差距低于全国。以苏州为例，2007年人均GDP达9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300元，城乡收入差距为2: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成就本身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一、改革开放推动苏南模式演进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其动力作用在于突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发展生产力的禁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苏南模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苏南的发展有三次异军突起，正好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重大阶段。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地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苏南当时的发展道路作为苏南模式来概括，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启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二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乡镇企业面向市场求发展，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自主决策的机制和市场竞争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与当时其他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同，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利用集体资本办企业，乡镇政府积极参与办企业，允许先富并追求集体富裕。当时这种模式产生的积极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农村小城镇星罗棋布，工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二，农民迅速脱贫。
苏南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就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来说，苏南模式的两个特征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首先是集体经济在市场化中的作用。与其他农村地区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集体而无“经济”的状况不同，这里的集体有“经济”。实行集体经济的模式，乡镇企业上马快，也便于上规模和横向联合。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村”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经济单元，村级经济可以说是集体经济、经济单元的公共积累，这部分积累成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加快了当地的非农化进程。其次是乡镇政府的推动作用。苏南地区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或者是由乡镇政府兴办，或者是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作为早期苏南模式主角的乡镇政府是中国最基层的政府，乡镇政府的政绩与乡镇企业作用密切联系在一起，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这里的乡镇政府与其说行使政府职能，不如说是利用政府职能全力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行事。
第二次异军突起，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南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涌现的巨大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地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不仅瞄准国内市场，更瞄准国际市场，以其灵活机制打开了广泛的国际市场，其出口水平跃居全国领先水平。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苏南地区在积极与浦东开发开放接轨的过程中，抢抓机遇，全面引进外资。在这个过程中苏南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设立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苏南地区建立了多个以国家级开发区为领头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引进外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县级市先自费开发后得到国家承认的昆山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开发区成为全面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载体。率先打开国际市场的乡镇企业成为与外商建立合作合资企业的主力军。这样，苏南迅速成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仅昆山地区，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12%以上，近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台资的总和。
第三次异军突起，就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地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集体产权特别是政府产权成为改革的目标。与乡镇政府产权主动退出和集体经济的改制相伴，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苏南地区在世纪之交迅速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大部分是原来的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的。苏南地区的企业改制，虽然有部分企业完全改制为私人企业，但大部分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是农民自主创业也采取合作方式，其中占主导的是转变为公司制的企业。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与其他法人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上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以江阴为代表10多家乡镇企业上市，在证券市场形成了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以昆山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则普遍与外商及港台投资企业合资；以常熟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则多是私人控股的企业集团。
苏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次异军突起，形成了在开放基础上外资、民资和股份制企业充满活力的企业结构。这些企业在所有制上大都是混合所有制，这种企业结构成为苏南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微观基础。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存在，正面效应是明显的：改制后的企业的总体规模不是小型化，而是进一步扩大规模。与其他模式比较，别具特色的是苏南的企业规模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其产业的技术等级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
二、科学发展孕育新苏南模式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在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正是苏南人抓住了发展的几次机遇，坚持科学发展，迅速提升了苏南经济，充分显示了新时期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并使苏南模式发展和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新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起步的。在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十分有限的土地上搞强制性劳动投入、边际生产力为零和负数的情况下，农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工业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苏南在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同时，就地转移非农劳动力，创造了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这种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线，而且具有中国特色。这在当时就是科学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末苏南地区又抓住了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三外（外资、外贸、外经）一起抓。该地区经济的开放度处于全国前列，不仅是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有开放背景。其显著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出口需求和以外资和民资为主体的投资需求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利用强劲的国外储蓄和民间资本，可以实现持续增长。二是经济开放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苏南作为我国工业化最早的地区，工业基础基本上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所进入的、所带来的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基本上高于苏南原先的乡镇企业，而且外资企业进入后还带动了相应产业链的形成。特别是从本世纪初起，苏南提出建设国际制造业基地的目标，引进了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国际制造业企业，并以此为导向带动了先进制造业的集聚。现在苏南地区支柱产业实现了脱胎换骨，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产业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
从总体上说，直至上世纪末苏南模式的增长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其发展模式突出一个“快”字。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环境，如全国的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偏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没有多少限制。而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粗放型增长方式在苏南地区必然要走到尽头。进入21世纪后苏南地区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苏南抓住这个机遇启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型，由此推动了苏南模式在增长方式方面的转变。转变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由原来突出“快”的发展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苏南地区在这方面有两个明显特色：第一，关注对引进外资的再创新，实现在我国本土的创新，突出引入核心高技术，突出研发中心的引进和建设。第二，突出原始创新，苏南地区在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方面形成自主创新的新特色。与当年的“星期六工程师”不同的是，在苏南出现了“星期六科学家”。近年来在苏南各地均与科学院和研究型大学合作建立各类大学科技园，出现了科技创业的强劲势头，使苏南有条件成为全国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二是着力于可持续发展。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苏南也没有幸免。这个问题在苏南出现得比较早，因而苏南比其他地区较早地醒悟，并较早地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供给。其主要途径包括：第一，推动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土地等资源的集约使用。第二，加大转移和淘汰高消耗和高污染工业的力度。第三，依靠信息化和高科技跨越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第四，推进环境和生态的建设，江苏制定的全面小康指标包含了多个生态环境目标值。苏南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各个方面都高度重视这些指标的实现。其效果是环境污染指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GDP的增长率。苏南地区正在创造一个在工业化水平较高并且是工业为主的地区治理和建设环境的新模式。
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苏南模式一开始就包含了城市化的内容，但其基本特征是就地发展小城镇。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后，苏南推进了以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反哺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现代化不仅包括城市作为现代市场中心的建设和城市现代化设施建设，还包括城市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乡镇企业由原先的农村包围城市变为其总部进城，乡镇企业最终脱去乡镇的外衣（在新苏南模式中不再有乡镇企业的类型）。各类企业的生产基地也集中到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城市则由制造业中心转变为服务业中心。城镇城市化是在合并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城镇的城市功能和设施建设，包括城镇商业、教育、医疗、购物等基本的服务设施，使农民在城镇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在原有的苏南模式中，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途径是以工补农，这是以乡镇企业就地补农为条件的。现在苏南在更高层次上反哺农业，县乡政府充分利用其从工业中集中起来的财政收入有规划有重点的反哺农业。其途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二是社会保障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在苏南农民增收的同时，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也有效控制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一区域成为城乡差距全国最小的地区。
显然，苏南地区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如果说苏南模式的产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那么新苏南模式不仅是对创新的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为突出的是对传统增长方式和传统发展观的突破，苏南率先实现了向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依靠这种科学发展苏南地区各县市从2006年起到2007年先后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成为居民富裕和谐、城乡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协调的地区。
三、苏南模式的演进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最近十几年来，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当我们说明一种模式有新发展时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这种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有创新。二是原有模式的合理内涵在新的模式得到了继承。由苏南模式转向新苏南模式，既体现对原有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又体现了发展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新苏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苏南模式的传统，除了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外，在发展模式上坚持集体经济发挥作用，注重共同富裕，地方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等等。这些均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实现形式的演进则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首先，集体经济和集体富裕的充分体现。虽然传统形式的集体企业基本上不复存在，但集体经济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以集体资本的形式、以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存在于外商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甚至在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中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集体资本。居民投资创业也大都采取股权合作和合作创业的方式，创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如富民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等，进入合作社的农户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这种有组织的投资创业可以说是当年集体经济办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的新发展。集体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存在能够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富裕等方面要求的实现。苏南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是收入水平的平均数和大多数指标。不仅关注平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还重视大多数人达到平均数。例如昆山2006年宣布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时同时宣布达到这个平均数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65％。这种全面小康的指标，基本上可以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苏南这个地区最富的人群没有其他地区多，但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人均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是全国最低的。这可以说是苏南模式在集体富裕方面的表现。
其次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作用。苏南地区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强力作用的地方政府和充分作用的市场这两个调节机制的协同。两者协同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都能在作用层次和着力点上保证市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苏南模式的初期，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济决策，苏南模式在演进过程中，政府逐步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与此相对应，政府作用的着力点在提供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公共环境，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公共平台。其中包括提供吸引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外资和民资）进入并发展的法制环境、投资环境和平台，提供科技产业创新的环境和平台。政府在这里的作用能强有力地支持市场化的推进。就政府作用的重点来说，苏南模式的初期政府主抓经济发展是必要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有了自我强化的功能，经济发展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这时政府就及时地由主抓经济发展转向主抓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企业抓经济发展以实现GDP指标，政府抓社会发展以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局面，其结果是该地区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较为协调的地区。在新苏南模式中，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抓规划，并从政策和政府投资等方面落实规划。如果说过去政府投资主要是投资于企业项目的话，那么现在政府的投资职能主要在根据城市化规划和环境规划所进行的公共性投资。苏南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公共性投资力度比其他模式要大，因此这一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也比其他地区强。
显然，苏南模式在演进过程中，没有完全放弃集体经济、集体富裕和政府调节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些形式在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中体现，又与市场经济相得益彰。其直接效应是，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势，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在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方面的优越性。
总的来说，苏南模式三十年来在创新中演进反映我国的经济转型的三个特点：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苏南模式的重要经验是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开放。其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基础上取得的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的成就，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成功。
（作者：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与模式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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