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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第一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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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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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开放２８年最主要的贡献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崭新体制，形成了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就是深圳的基本经验、基本价值观念。破解深圳发展奇迹的密码在于发现深圳人的创新精神。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只有把“特色”和“先进性”结合起来才能具有真正的优势。
文化是借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强化城市的文化力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是必须构建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深圳以感恩的回报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和爱心，以持续的创新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完全实现，深圳全面改革的布局更是远远没有完全展开，改革开放仍是深圳的第一法宝。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上，还没有哪一座新兴城市能够像它那样对全国产生着巨大影响，并引起世界的广泛瞩目，它就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典型——深圳。
毫不动摇地走市场经济之路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请看今日的深圳：２８年来，深圳以年均２６．９％的增长速度，累计创造了４１７７１亿元的ＧＤＰ，连续１２年在全国内地大中城市中稳居第四位，超过了一个中等发达省份的规模。２００７年全市财政收入为２７７０亿元，可比增长６４．８％，其中地方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在２００６年突破５００亿元大关后达到了６５８．０６亿元，增长３１．５％，上划中央各项税收也在２００６年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大关后，２００７年再破２０００亿大关达到了２１１２亿元。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６２８美元，居全国内地大中城市第一，也是内地首个人均过万美元的城市；城市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２９％较低水平，２００７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８７０元，名列“２００６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第一位。２８年过去了，深圳由一个不足３万人的小镇发展成人口１０００多万的富裕、美丽、清洁的城市。
耀眼的数字虽然足以展示出辉煌的成就，但是，深圳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既不是已经上缴了多少税收，也不是支援了多少贫困地区，而是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精神——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庄重地断言：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全国是这样，对深圳更是这样。邓小平同志曾告诉世界：“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的初衷绝不是简单地立足于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发展前景，深圳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基地”而创立、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要影响整个中国。所以，观察深圳，也就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模式；解读深圳，也就是在剖析世界如何使一个普遍贫困的小镇迅速走向共同富裕现代化都市的发展路径。这样，历史所赋予深圳的神圣使命就是作为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突破口”而充当起“试验场”和“排头兵”两大角色。
想当初，虽然有邓小平同志创作的“春天的故事”，但是却无法一一确定具体的指南。一切不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可能时时承担着政治风险。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深圳今天的繁荣就是深圳人自己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深圳人逐渐体会到：所谓“改革”，其实质就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认；而所谓“开放”，其实质则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人类一切共同文明的创造性吸收。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则更强调体现时代性的“国际惯例”。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
这样，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我们绝不赞同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绝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放也一定包括心态的开放与平和。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既不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
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中的核心思想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曾斩钉截铁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集２８年的曲折而光辉的实践，完全可以说，毫不动摇地走市场经济之路，这就是深圳的基本经验，这就是深圳的基本价值观念。
今天，可以当之无愧地回答，深圳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它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试验场”和“排头兵”的神圣任务。
创新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深圳在创造崭新体制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
当年，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总结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我以为其实也就是一种创新精神。
人们忘不了深圳，它有１９７９年第一个引进香港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以进养出的威丝厂企业；它有１９８１年首推的基建工程招标制度；它有１９８３年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１９８５年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外资银行——香港第一银行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它有１９８７年全国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１９８７年开业的全国第一家由国家、企业、民营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它有１９８５年成立的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它有１９９９年开始举办的第一个国家级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它有２００４年开始举办的第一个国家级首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这就是深圳的创新，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奇迹。
１６０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以一种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都没有的热情，不吝篇幅赞扬了资产阶级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成就：“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些赞誉之词，使得资产阶级自己对自身的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么，到底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创新的奇迹？
深圳人高度认同在市场经济中所孕育的创新观点：
第一，利益是原始动力。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唯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
第二，价格是信号指引。哈耶克在《市场的首先准则》一书中说：“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
第三，竞争是市场压力。威廉·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一书中说：“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被看作是一部机器，这部机器的主要产品就是增长。典型的市场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最鲜明的差别就是它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强制性不断地进行创新，因为创新对许多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在经济的关键部分，竞争的主要武器不是价格，而是创新。与此同时，一家创新企业可以通过以合适的价格将其专利技术许可他人使用来获得利益，从而导致企业之间在传播最新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而这又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原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更新换代。”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执政８年的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曾这样判断：“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７０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面对今天的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胡锦涛主席在为《普京文集（２００２—２００８）》作序中则给予了权威性阐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评价普京总统为中俄关系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协作伙伴，中国人民为俄罗斯人民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所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发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切历史又都是精神史，通过对深圳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创新精神分析，就可以破解深圳发展奇迹的全部密码。
以深化改革来全面推进深圳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经济特区的本义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地区。一旦没有了特殊政策，特区的性质也就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即便还叫特区，也仅仅具有历史与象征意义。今天“特区”的概念已经由实体转化为精神了，而这一精神的核心就是勇于创新。
深圳人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文化特区、社会特区。仅仅靠经济特区，实现不了全面的现代化。同时任何一个特区都不再具有试验的垄断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不仅希望深圳，同时也要求上海、北京实现几个“率先”与做出“示范”。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说，深圳并不能当什么“经验批发商”，深圳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好为人师的品格。况且任何经验都有边界，它总是特定时空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只有创新的精神才能穿越历史与未来。深圳人今天所追求的早已不再是对“特殊政策”的什么要求，而是在现代化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更快。
在这里，要从务虚到务实两方面去考量，把改革的重心全面转向强化深圳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第一，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性障碍。人们不时地想起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的一段著名讲话：“近３０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
深圳人牢牢记住他那“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样一些谆谆教导，排除一切干扰，从一般意义上的体制改革到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
比如紧紧把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
这样，既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的早期、中期、晚期的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来自己勾画出基本原理，也没有必要从他们矛盾着的不同论述来演绎出自己总结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中、核心价值的内容中去总结出基本原理，如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等等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假设我们真的有一天在文本中发现了马克思说过：“中国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句话，也没有必要从这里来证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尽管我们从文本中反复看到“未来社会就是要消灭商品，”也不能说明我们今天搞的市场经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了。
在这里，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开放问题，而是一个寻找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学术灵魂、核心价值问题。
深圳人明白，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归根到底就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就是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去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经过２８年的伟大实践，深圳人逐步认识到，当宪法确认对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予以平等保护时，当党章规定可以吸收优秀私营企业家入党时，当我们的纲领从“消灭私有制”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时，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今天的共产党也还处在自身的发展变化中。
显然，我们既不能把计划经济的基础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来加以肯定，也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当作西方经济的自由主义来加以批判。我始终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决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政策也不能完全套用到发展中国家来。显然这种结合本身就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而对于两者结合的基础，马克思一直认为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深圳人切实体会到，形成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经过２８年的发展，深圳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呈现出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平等竞争一视同仁共同发展的良好状态。
第二，高度关注城市综合竞争力。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已经主要由中央的统一动员转向了地方竞争。地方分权式的改革不仅把国有制划为一个个相对小而独立的公有经济体，而且把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都变成发展经济本身。因此形成了城市地区间的竞争，从而刺激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时，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全球化的深入，让全球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市场上展开，大城市及以其为核心的城市带、城市圈成为了竞争的主战场。
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也开始考虑，担心失去２８年来形成的竞争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担心商务成本、生活成本太高，会留不住企业、留不住人才。对此，深圳市的领导近年来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深圳要面向发达国家，面向先进城市，密切深港关系，其关键因素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眼光、有智慧的战略安排。
专家分析，２０世纪初，一些传统的要素如港口吞吐能力和制造能力往往被用来描述机会城市；到了２１世纪，这些因素尽管也重要，但是已经让位给一些技术要素，以及包括多样性在内的文化要素。如智力资本、技术智商与创新、交通设施、人口优势、金融实力、生活方式资产、安全保障、宜商便利等等。
毫无疑问，深圳在追求着自己的特色，但是，只有把“特色”和“先进性”结合起来，才能具有真正的优势。
显然，无论是土地制约还是人口剧增都使深圳的未来发展遇到了显性化困境和扩散化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油价高企……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立，核心问题则是从根本上纠正它的系统性扭曲的价格体系，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稀缺，尤其是反映深圳的劳动价格、人才价格、土地价格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市场价格的前提则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
深圳的企业如华为、中兴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了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在没有政府保护补贴而又要在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盈利，企业就必然要选择符合本地、本企业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这样，深圳的企业就结合自己相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才优势创造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内生能力。于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了著名的“四个９０％以上”的格局。即９０％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９０％以上的研究开发人员集中在企业，９０％以上研发资金源于企业，９０％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正是因为企业本身具有了卓越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能力，才涌现出诸如华为、中兴程控交换机等一些世界名牌产品，国家没有给华为一分钱，但仅２００７年华为就上缴税金４９亿元，解决了近７万人就业。而深圳市政府则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在扶持中小企业时又力求实现“上市零成本”，用收购的方式去储备土地，用加快完善产权保障体制的建设去创造深圳更多自己的名牌。尤其是深圳坚持通过技术提高和生产率上升去实现自身产业的高附加值化。所以，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政府创造充分条件培养出一大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有实力、有前途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及其企业家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始终是深圳经济的基本面。
深圳人清醒地认识到，尤其要强化自己的城市文化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中，无形资产逐渐成为城市价值的重要成分。它通过知识资本、认知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等来创造价值。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智力资本、技术智商与创新、金融影响力、生活方式资产等。无形资产越丰富的城市，其对全球化企业的吸引力更大。
深圳人明白，仅仅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着眼于人文建设，即“软实力”——“心”的建设。因为说到底还是人的行为本身最终决定了制度建设。在物质需求渐有压倒一切之势的今天，文化决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即使在文化中也不能思想淡出，利益突显。就教育体系与结构来讲，深圳仅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这不仅与国际性大城市的最低需要不相适应，而且也远远落后于深圳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是，文化的实力是借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有人说，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但是，至少还需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可见文化建设（包括经验深度，思想深度、文化深度）有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我想，３０年内可以建成现代化的一座座摩天大厦，但至少还需３０年才能构建起支撑它的文化底蕴。这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深圳人深知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是人的根本利益。因此要强化城市的文化力，一个重要文化观念是妥善处理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构建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过严厉的批判。
如果说全面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收入上的差距就是激励效率的市场杠杆。可以说，没有适当差距就没有市场，没有适当差距就丧失了活力。而效率正是提高全社会经济总水平的基本保障与前提条件。就是说，没有了效率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平等与社会和谐。
面对深圳居民收入的总水平，深圳市的领导不是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只是从提高劳动收入，安排社会保障系统，打击非法收入上去调节，尤其在加强法治建设反对腐败上下大力气。深圳市委、市政府强调尤其要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个人获利，特别防止利用某种垄断优势去扭曲市场，使公权与利益走向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反复指出，一个城邦中，必然有一些是富人，有一些是穷人。而城邦作为公共的“共同财产”，必须把两者共同组织进城邦的优良秩序中。组织的途径就是“共和”。他还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近代以来的民主制的安排中，人头和财富可以各自发挥作用，既同时表达，又相互制衡，共同推进社会、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深圳大力建设“橄榄型社会”，力求做的是使地方上改革成为某种帕累托改进。因为和谐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而解决利益均衡的关键又在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利益博弈。承诺充分容忍合法的反对意见，正确处理正当的利益诉求，从而疏导怨气，回应情绪。期待深圳社会高层次的和谐早日到来。
青山有穷，白云无尽。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也是广东人的深圳，更是全国人民的深圳。深圳正以感恩的回报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和爱心，以持续的创新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２８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圳虽然圆满地完成当初的历史使命，但是，既不能说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所要进行的就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了；更不能说深圳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所要进行的就是集中力量搞发展了，这不仅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连深圳的国企改革也才刚刚破题，而且全面改革的布局更是远远没有完全展开。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更是需要而且只能用改革开放的深化来解决。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讲，是关键抉择，对于深圳来讲，更是第一法宝。深圳还是要无所避讳、不惮尖锐，带着问题意识、抱有忧患之心，以改革求发展的迅速、以改革求民生的提升、以改革求社会的和谐、以改革求进步的持续、以改革求大局的稳定。
“只有观念才能够打败观念”。深圳人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只有百家争鸣，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发现与坚实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并对全国有新的更大贡献的理论支撑，从而使这颗璀璨的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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