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是新中国60年华诞，我们就为邀请到了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李振羽先生。李老您好！您是从1948年开始自己摄影生涯的，是这样吗？
李振羽: 是的。我是从1948年开始参加电影工作。当时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三期训练班，招了100多个学生，从当中选了20个人派到新闻摄影队当摄影助理。一开始的时候，新闻摄影队是随军的摄影队，参与东北解放战争，一直到后来参加平津战役，以至于后来的渡江战役等等，我们这些人大体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共和国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您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可能第一个开始的重要时刻就是在开国大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您的身份是什么？为我们讲讲那个时候的故事。
李振羽: 我那个时候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当时已经叫“北平电影制片厂”。我们从东北进关以后，北平和平解放，然后把我们划归北平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我当时在新闻摄影队当摄影助理，开始了在北平的工作。
记者: 那个时候您多大？
李振羽: 不到20岁，过了19岁。
记者: 那个年纪知道了自己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见证历史时刻，应该会激动很久吧？
李振羽: 是的。在天安门上工作，是提前半个月就把工作人员的名单分配好了，通知我，让我给一个摄影师当摄影助理。这个摄影师当时是我们摄影总队的副总队长，他叫吴本立，是延安电影团的一个老同志，让我给他当摄影助理。这个同志从东北解放战争一直到淮海战役，都参加了工作，后来在渡江战役当中也参加了。他那次主要是作为副总队长来安排、指导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我是给他当摄影助理。
当时我的心里特别激动，一个是能够参加开国大典，而且在天安门上能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很多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时一方面感到特别光荣，另外一方面感到任务艰巨，这个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能够分配给我，其他的同志也很羡慕。我自己除了有点飘飘然以外，也特别感到责任的重大。当时家人不知道，因为和家里没有什么联系，主要是周围的同志比较羡慕我这个工作。我自己要把我的份内工作做好，我的份内工作主要是保证摄影师在拍片的时候，摄影机不出问题，装、卸胶片的时候要保证准确性，而且速度要快，要保证摄影师不会因为我装、卸胶片而影响他抢镜头的工作。所以在很早以前，本来机器不脏，但是我每天都要擦试。另外，要熟悉摄影机的每一个环节。
因为当时的摄影机的要求很严格，一个摄影机每一次装100尺胶片，这100尺胶片只能转一分钟，也就是说摄影师拍一分钟以后，就要换新的胶片，所以要熟悉摄影机。另外，胶片装进去以后，摄影机根据不同情况，里面有一个缓冲圈，缓冲圈的大小每个摄影机都不一样，所以要熟悉自己的摄影机的缓冲圈有多大。我们接到任务以后，摄影师的摄影机交给我们，我们就要熟悉它，把摄影机摆弄的非常熟悉，了解这个摄影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记者: 什么时候可以到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实地的演练？还是开国大典那一天去的？
李振羽: 只能是开国大典那天去。开国大典是10月1日下午3点正式开始，我们在当天早上9点、10点钟就已经上了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以后，一方面带的摄影器材比较多，因为我的摄影师是使用两个摄影机，一个是彩色的，给苏联摄影师代拍的；一个是黑白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带的东西特别多，几乎有4000尺胶片，40卷大的胶片，所以东西很多。事先就拿到天安门上，我找一个地方把它摆好，准备应付工作。
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那边有人喊“总理来了”，我们就瞪着眼睛看总理。因为总理周围有好几个人陪着他，我们就只顾着看总理了，总理走到我的那个地方问，“这是谁的东西？”我说，“我的。”总理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摄影器材。”总理问，“怎么摆到这儿了？”我说，“这样用起来方便。”总理说，“这个地方怎么能摆摄影器材呢？这是人行道，你摆在这儿，人家怎么过去，赶紧收拾了。”所以我就赶紧收拾摄影器材，另外找了一个人不多，但是又离主席台很近的地方。所以有的同志问我，说你和总理见面的时候说的什么？我说是挨骂了，因为不知道那里是人行道，就想自己方便就放在那里了，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拍照片，一个是看主席什么样，看主席和别人打招呼，另外一个是看我的摄影师。如果找不到他，摄影机里面就没有胶片了，他抢了一些镜头以后，我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摄影机给他，我就抱着机器向上跑，到我的那个小范围内换片子，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这大概是1分钟左右，因为主席上来以后，他是和每个人握手，所以摄影师也就跟着拍片子，这个时候我才拍了几张照片。我当时就特别想，如果站在那里就好了，如果和他站在一起的话，我也会和主席握手了。当时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另外，我还要做场记，记他都拍了什么镜头，整个把情绪都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记者: 当开国大典正式开始的时候，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那个记忆对您来说是不是最难忘的？
李振羽: 我当时全心全意的投入看主席宣布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心情是挺激动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句话，我当时听了确实挺激动。但也是一阵儿就过去了，没有时间陷入到感情里面。后来想起这一段来，我觉得很难忘，看国旗升起来的时候，这上面有我们烈士的鲜血。那个激动是一阵就过去了，后来想起来就觉得很难忘。
在那一天的时候，最难忘的就是主席说的那句话，看到我们的国旗升起来，听到28响礼炮的时候，我自己把自己不仅是看成一个摄影助理，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战士，因为我也参加过战斗，也为建立新中国起了一些作用。拍了电影，参加了战斗，就觉得我还是为我们国家尽了一些力量，当然和那些人没有办法比，但是我觉得站在这里，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所以当时的感情特别的激动，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一样，而是觉得做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在老将军旁边拍照片的时候，我都敢说“请让开一点路，我拍一个镜头”，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人家就很高兴的让我拍照片，然后我笑一笑，表示抱歉。现在来看觉得很不懂礼貌，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会那样了，就会老老实实的站在一个地方来完成我的工作。
记者: 什么时候第一次完整的看到了开国大典的纪录片？
李振羽: 纪录片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参加到另外一个工作了，是拍《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给一个苏联的摄影师当助理。那个时候去上海了，所以这个纪录片过了快半年以后我才看到。
记者: 因为您是参与者，看到纪录片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会比普通人更激动一些是吗？
李振羽: 我看到的时候是回到我们单位以后，说还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就组织了一些人看看，就是参加工作的人没有看过的人来看一下。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激动，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再看自己拍的片子，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要有那样就好了，比如说声音，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因为是摄影机的问题，当时是一个大摄影机，是国民党留下的摄影机，录音机也是国民党留下的，我们自己没有。在这样情况下，把它拿到天安门上去。当时我们手里的摄影机都是手提的，不是大的，当时听了声音就觉得太遗憾了。现在听着也有点发抖，那不是保存的时间问题，而是当时机器就不怎么好。就是在这方面，来回首看开国大典影片的时候，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
我在回忆开国大典的时候，主要有一个问题感到特别的遗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摄影师参加开国大典，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但是我就没有把自己的照相机拿出来拍一张照片，我自己没有拍，觉得很遗憾。但是我的摄影师就在我的身边，我随手都可以拍个工作照，但是没有拍。
记者: 他觉得遗憾吗？
记者: 他没有埋怨我，但是我自己觉得很遗憾。我们两个人工作一辈子，关系很好，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的时候，我还是表示道歉了。我说吴老师，实在是抱歉，开国大典我居然没有给您拍一个照片，他说过去了。因为是第二天他就问我，没有拍两张工作照吗？我说忘了，如果他不提，我都不会想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事，我居然没有想到。但是这也说明我在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就怕出问题，但是幸好没有出问题。
记者：可能是因为您这一次这么出色、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您的工作身份就发生了变化。是吗？
李振羽: 我是在开国大典后一年的时间，给苏联摄影师当了半年的摄影助理，我很快就被提升为摄影师，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是最早提升的摄影师。21岁，已经是一个摄影师了。当了摄影师以后，各种工作就做了很多。比如说抗美援朝去打仗，然后是回来参加建设事业，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我到处跑，到处拍片子，一直到1959年。在1958年的时候我还被派到西藏，作为西藏记者站的站长去工作，后来又调我参加登山队，那是第一次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所以我要和登山队员一起训练，领导什么地方需要我，就把我派到哪里，我对运动一窍不通。我和他们进行训练的时候，几个月以后，碰到西藏发生叛乱，我就把身边的几个人组织起来，就拍了平息西藏叛乱的影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左一个工作，右一个工作，拍的都很顺利。后来又拍了《百万农奴站起来》，在平息叛乱以后，又回到西藏拍了百万农奴翻身的影片，就是《百万农奴站起来》。再回来以后，又让我去休养，但是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就不愿意去休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让我参加了十年大庆的工作。当时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摄影师来使用我。
比如说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只能去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第二天天不亮就到天安门值班，等着十年大庆。为什么是天不亮就去值班呢？因为前两年的时候，有一年天刚一亮，毛主席就从民族文化宫走出来，要看一下天安门下面的情况，结果所有的记者都没有去，就是我们厂里面的记者拍了这个镜头。所以从那儿以后，我们就天不亮的时候就到岗位上，而且我当时的位置是在西华表和东华表之间的位置，因为有工作证所以我可以到处跑。这就说明领导对我的重视。
在十年大庆的时候，我拍了好多群众欢呼的镜头，也为参加十年大庆的劳模、外国的代表抢拍了一些镜头。那一年的事情我也是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年确实是领导把我当成一个主要的摄影师之一参加工作。我常常说，我的生活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建设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经历了十年，我这十年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成熟了，所以领导上也把我当成一个成熟的干部来使用了。
记者: 到了35周年的时候，您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身份是什么？
李振羽: 35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总摄影师了。35周年大庆的时候，这个片子叫《我与祖国共命运》，编导考虑到用这么一个题目，讲我们这些摄影师们也是随着祖国的建设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步一步长大的，所以咱们这个片子的题目就是《我与祖国共命运》，就是说你们和祖国是共命运的，也是中国人民与祖国共命运的。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感情把这个片子拍好，而且要用这种心情，要把自己的感情通过摄影机来反映出来。
我当时作为总摄影，总摄影主要不是在拍片子，而且在如何使用你手下的摄影师，就是你要了解每个摄影师的特点。比如说有的摄影师能抢，动作快，有的摄影师是比较稳重，所以说比较稳重的摄影师就给他找一个固定一点的角度，他可以把三脚架支起来以后看镜头。能抢拍东西的人，就让他能够随时抓取一些需要的镜头，能给影片增添色彩的镜头。我当时手头是38个到40个摄影师，我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角度上，让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后来这个任务完成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遗憾，就是35周年的时候，当时出了一条“小平你好！”的标语，但是我们没有拍上全景，大全景拍上了，但是不明显。我就找人马上去追，因为他们是往西走，一过以后，他们马上收起来了。因为按照规定，他们自己不可以拿标语，所以再找就找不到了。第二天，赶紧到北大去，把这个特写镜头补拍下来。35周年大庆比较完整的记录下来了，留做了历史资料。
记者: 这一次和您在国庆10周年时候的身份不同，这一次承担的责任更重大，这次会不会做一些应急的预案？因为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李振羽: 对，有些突发事件，我们都做了安排，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因为按照大会指挥部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己打标语，自己拿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没有考虑到。因为这个突发事件是出人意料的，其它的，我作为总摄影，我就考虑到我的摄影师在摄影机方面有什么问题，胶片够不够，带备用摄影机，要有全场可以活动的工作证。比如说哪个摄影师的摄影机坏了，我可以马上送过去，他要求胶片，我也要给他胶片。所以我当时的指挥部就放在西华表下面，那里有一个六尺高台，是一个专用的台子，摄影师站在高台上拍从东面来的所有的镜头，全中近景都可以拍到，那个地方是我们必定要占领的一个地方。
记者: 刚才您说您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国庆50周年的时候，这句话又得到了印证，您的身份再次发生了变化。
李振羽: 50周年的时候是意外的收获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离休了，那个时候我差不多70岁了，已经离休很多年了。我是1991年办的离休，离休以后我们单位不放我休息，左一个工作，右一个工作压在我身上，说我要发挥余热。我在这种情况下，50周年的时候，总摄影是我的一个学生，他事先总和我说让我到那里去给他当顾问，我说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后来他心里就放心不下，就通过领导，要求领导出面让我当总导演。领导一出面，说这是党委决定的，你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完成50周年大庆影片的工作。
因为导演的工作和摄影不一样，导演要事先有提纲，我们不叫剧本，我们叫提纲。比如说要什么镜头，怎么开头、怎么结尾，中间突出什么东西，不要忘了什么东西，提纲里面都要把它写好。基本上就是一个剧本，但是我们叫提纲，所以导演要拿出这么一个提纲来。另外，后期的编辑工作导演要亲自动手，哪里要突出，哪些地方要用音乐代替，各个方面都要调配好。摄影就是把摄影做好就行了，但是导演在音乐、画面、解说词等方面都要做好，还有剪辑的节奏，所以做导演是特别操心的事情。但是既然领导找我了，我就硬着头皮做了50年大庆，这个片子叫做《盛典》。
记者: 您刚才说35周年的时候，有38个到40个摄影师供您调兵遣将。那么到了50周年的时候，您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您是怎么一步一步展开工作的？
李振羽: 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厂长找我谈话，说党委决定让你做这个工作，我就不好推托了，我就全心全意的做这项工作，把别的工作放下了，全心全意投入到50年大庆片子的导演工作当中。导演工作一个是突破过去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现方法等等方面，都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拿出来。但是这个东西从设计上讲，它不是你想到什么就能出现的。因为50年大庆主要是根据当时国家的形势、国家对外宣传的口径来做文章。当时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这个片子的。
我当时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主要是突出50年来我国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提高。当时是江泽民作为主席，要突出表现江泽民在这么多年里的工作业绩，以及他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大的胜利。所以当时我们是根据国家的宣传口径来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要体现在一个小时的影片里，当时是60分钟。一般像这样的片子都是60分钟，在十年大庆的时候是40分钟。
这个是在60分钟，在这60分钟里要把国家50年的变化突出出来。比如说人民生活，国防力量，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大题目。50周年和35周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防力量在增强，所以特别要把表现军队方面的内容加强出来。比如说过去咱们的导弹看起来没有50年大庆的时候那么辉煌，所以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比如安排的时候下面是导弹部队，上面是空军，所以我们在强调军事力量上，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表现突出一些，既有加油机等飞机，又有导弹部队，还有海军导弹、空军地对对导弹等等，都要拍好，表现好。
之后，下面的导弹和空军过去以后，就是直升机，大队的直升机飞过天安门，然后才是群众游行。当时我们强调在群众游行的时候，一个是香港的回归有彩车，澳门也有彩车，所以在这些方面，都强调比较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所以这个片名叫《盛典》，后来又人建议我们用《50年盛典》，但是我们厂长考虑一下，说还是用《盛典》吧。所以50年大庆的时候，我最后为工作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记者: 听李老讲所亲身经历的大事，我很想知道，您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您是不是对祖国这些年来的变化有特别切身的感受？参加一次这样的盛典，您的感受就会加深一次，是这样吗？
李振羽: 我是一步一步的加深印象。另外，我的工作也是作为一个见证人，比如说哪个地方出了大事，哪个地方出了好事，我就有可能到那个地方去。比如50年代的时候，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我就去了，那是一个大事。后来又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我又到那个地方去了，还有其它别的活动。总而言之，凡是我们国家的大事，令人高兴的事，我几乎都能参加。比如说从外交上来讲，我们在外交上开放了，比如中国的代表团第一次到美国去，那是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带队到美国，我也去参加了。以至于后来的乒乓外交，我是从开始到乒乓外交的开花结果都一直在参与。
从我们祖国的建设上讲也是这样。最早十周年的时候，当时鞍山老孟泰在十年大庆的时候，我去了鞍钢，拍鞍钢的变化。在35周年的时候，35周年以前我又到鞍钢去了一次，拍了《鞍山人》，就是讲鞍山的变化。从鞍钢只能长草，一直到鞍钢的高楼林立，一直到孟泰的成长，我也见证了我们钢铁工业一步一步的成长和变化。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国家大的东西我都作为一个见证人，不仅仅在报纸上看到了，而且亲身体验到了它的成长。比如说大连造船厂，原来是造小船，后来是10万吨的时候，我去那里拍片子，拍船下水等等，好多都是作为一个见证人。
记者: 是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您越来越体会到这份工作是这么的重要？
李振羽: 是的。我这一辈子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后悔过，无论是身体不好，或者是其他原因，或者是碰到什么问题，我从来都觉得我的工作选的特别令人满意，这一生无怨无悔，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新闻记录电影事业，拍了好多片子，向观众传达了很多他们想知道的，想要看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伙伴一起做到了。
记者: 今年是祖国60岁的华诞，在您的心中感情肯定更复杂、更别样。为我们讲一讲您对今年大庆的期待、祝福和您想说的话。
李振羽: 每次讲到60年的时候，我都要看到60年来，以前的那些烈士是如何奋斗的，战士是如何奋斗的，将军是如何为国家做贡献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继承这些光荣传统。我们这些人应该对社会发挥点余热，不给国家，不给人民添麻烦。一个是我们要把身体锻炼好，少给政府、孩子添乱，做好我们自己的健康，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随着国家的建设，随着国家的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也跟着提高。
因为人总是要老的，在60年的时候，我不能像在50年时打拼，但是我要在我的社区范围内，需要我做点事的时候，我还是发挥余热。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是志愿者，是保卫社区安全的志愿者。现在我作为社区的代表，只要社区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出来，我还是要出一份力，发一份光，把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
有的年轻人说老爷爷我想请你参加一些活动怎么样，我说好。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是挺愿意跟着我们这个社会，跟着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迎接60年的华诞，将来再迎接70年、百年华诞。
记者：感谢李老。
李振羽: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