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去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是继贝尔斯登、美林后半年内美国五大投行中第三家倒下的投行。雷曼的破产对美国金融业影响巨大，有人认为美国此次危机正是由于金融创新走得太快，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繁荣得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因此摔个大跟头。
 
    与美国相比中国金融业在经历30年改革后，其金融创新领域相对还发展较慢，有观点认为这不一定是件坏事，正因为发展的慢才可以免遭次贷危机的更大冲击。但是，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不可回避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业在经过30年改革后将何去何从，为此主持人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为我们详解中国金融创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赵锡军：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雷曼兄弟破产使美国次贷危机升级，美国政府出于全局考虑最终选择放弃拯救雷曼。美国金融体系我们一直以为是成熟完善的，但面对次贷危机也如此脆弱，你觉得这是为什么？（10: 17）
 

    赵锡军：应该说这几年国际金融的形势发展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跟传统的运作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特别是最近几年的金融业竞争，尤其在华尔街这种金融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家金融机构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就千方百计进行金融创新。创新的结果就是把原来不能够动用的金融资源也动用起来了，把不能够连接或者说连接会发生很大风险的市场也连接起来了，这种次本资源的使用，风险很大市场的连接，就导致了风险的根源。（10: 19）
 
    赵锡军：再加上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间，政府的监管方面没有完全到位或者干脆放任自流，很多风险很大的产品就进入到市场、进入到投资者手里面，结果到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危机了。所以我把这场次贷危机定义为新型的危机，是金融机构滥用金融资源，过渡开发劣等金融资源导致金融生态严重损害带来的危机。（10: 19）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经过这30年的改革，是否能有效应对当前在全世界肆虐的次贷危机呢？（10: 19）
 
    赵锡军：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的金融总架构还是以银行为主的，而且银行的业务也是比较单一的以存贷款为主的业务。所以从整个角度来讲，也许跟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我们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跟华尔街金融发达程度相比，跟华尔街的组织模式、业务模式相比较我们还是处于很传统的金融架构当中。（10: 19）
 
    赵锡军：所以会不会发生华尔街类似的情况，我觉得目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不会发生类似华尔街次贷危机的状况，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些问题，传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华尔街出现那个问题我们就掉以轻心，也不能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掉以轻心，我们对我们的事情要有清醒的认识。（10: 20）
 
    主持人：有人认为美国此次危机是由于金融创新走得太快，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繁荣得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因此摔个大跟头。而中国等发展国家恰恰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慢，才较之发达国家受冲击很小。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10: 22）
 
    赵锡军：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人这么看，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任何事情不创新是不行的，但是创新的同时要把创新所带来的一些需要其他方面提升的地方补上去，你光是某一个方面创新支持条件跟不上也会出问题。美国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市场和国家，他金融有创新是应该的，他应该有创新的尝试，但是在创新的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制度、其他的监管跟上，要对创新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进行提前的预估有一些对策。（10: 22）
 
    赵锡军：现在美国的问题倒不是说要否定创新，而是更重要的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各个金融机构怎么样把创新和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我只有传统产品的风险控制能力但是做了很多创新性产品，创新性产品的风险是不能控制的，这就是冒险，这如果是一家做还可能好一点，如果大家都去做整个体系就会出问题，大家都做的时候政府监管没有跟上这个问题就会愈演愈烈，就是说创新要跟你的能力相匹配，个别金融机构的创新是要跟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金融行业的创新要跟金融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整个国家金融业的创新要跟整个国家的风险控制和监管相匹配。（10: 23）
 
    主持人：你觉得中国30年改革，在金融创新领域是不是不太尽如人意？（10: 23）
 
    赵锡军：我们也是创新，但是创新有很多的方式，美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他的创新更多是在产品角度、技术角度进行创新，他制度方面的突破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技术和产品创新的更多一些。但是技术和产品创新有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制度的漏洞、监管的漏洞，这是他们的问题。（10: 29）
 
    赵锡军：我们这里更多是制度，监管一开始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做的创新更多是在思想、理论、制度、监管方面。比如说以前我们是计划经济金融不存在，或者是金融很少发挥作用，慢慢的我们开始逐步走向有机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金融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体系、手段、工具，慢慢的它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这首先是思想上面的突破创新。（10: 29）
 
    赵锡军：然后我们建立金融体系以后就有了制度的创新，然后我们再把传统机构慢慢调整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机构，然后再是适应市场机制的金融创新。如果你的基础是指基本的经济制度、金融框架可以这么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立国就是这么一种制度，所以制度的建设方面不存在创新了。（10: 29）
 
    赵锡军：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90年代我们才搞了市场经济，中间还有将近10年多的过渡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个时候变化更大。所以从制度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是200多年前立国就是这个制度而我们是慢慢变化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变化就相当于我们的创新。（10: 29）
 
    主持人：现在中国金融创新领域到什么阶段了？（10: 30）
 
    赵锡军：实际上任何的创新都是由市场诱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企业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需要各种各样的融资手段，居民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投资手段等等，这就促使金融机构不断的想办法、想出新的产品满足企业也好、居民也好整个社会的对金融服务、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需求，这是一步一步变过来的。（10: 30）

 
    赵锡军：这个在美国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也是这样的。但是每一种新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的推出对金融机构来讲都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新的市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所以在推出新业务、新产品、新技术的同时，可能你的风险管理方面也要跟上。如果说你的新业务、新架构、新产品、新技术推出以后你的风险管理没有跟上就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了。（10: 30）
 
    赵锡军：我们目前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应该说在不断的完善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建设，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我们在这几年很多有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建立起来了，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保险投资法》等等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已经逐步的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还处于不断适应新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我们有些金融机构已经完成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但是有一些还没有完成，如果完成的话就是一种创新，对于没有完成的想要完成也是一种创新。（10: 30）
 
    赵锡军：我们的市场也是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有很多的产品还没有推出、有很多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完整体系，我们投资者刚刚进入这个市场还没有投资的经验和专业的投资理念，这也需要不断的培育和建立。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变化的中间完成，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面临的跟美国创新完全不同的情况。（10: 30）
 
    赵锡军：我们在制度环境方面要有创新，思路方面要有创新，在机构方面要有创新，在产品方面要有创新，在风险管理方面更要求跟上这些创新。所以我们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推进我们金融事业的发展。（10: 31）
 
     主持人：现在处于金融创新的阶段包括保险、银行、券商等多家金融机构，现在的情况是保险公司归保监会，证券公司归证监会、银行归央行管理，这样多头管理应该怎么处理？（10: 32）
 
     赵锡军：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声音，有的说要建立一个大的监管机构，有的说我们各自的监管要加强，同时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我认为第一，要看我们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还有没有需要做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金融业的每一个子行业、金融机构里面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都有自己需要加强管理的地方。所以分业怎么样把每一个机构的业务、每一个行业的管理做到最好，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要求。（10: 32）
 
     赵锡军：在这个同时，我们又出现了跨金融行业的产品需求、服务需且，又出现了跨不同金融行业的机构，比如说金融控股公司、控股集团等等，又出现了在各个市场之间交叉的业务，这些新的方式、新业务、新产品、新组织架构的创新，就需要我们对新的情况进行管理。（10: 32）
 
     赵锡军：所以现在是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在单个业务、单个产品、单个行业、单个机构方面我们仍然要下工夫抓好抓实，同时在新的综合业务、新的综合机构、新的跨市场的往来、新的综合产品我们也要加强管理，所以这是双重需要加强管理的方面。我们不能说分业监管单独行业的单独产品，就放弃掉综合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两个方面都有欠缺都有新情况出现，都要加强。（10: 33）
 
     主持人：我发现美国这次出现危机的主要是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美林雷曼兄弟美国五大投行半年倒三家，你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0: 38）
 
     赵锡军：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国破产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11家了投行也有，最早冲击的可能就是做次级房贷证券化的企业机构，然后就是华尔街的投行。这些投行一方面是房贷证券化的推手他们推动了这个事情的发展、推动了这个创新。另一方面，也是接盘者，很多机构又去投资购买了房贷证券化的产品，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是自作自受。往深里说的话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华尔街本身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别人死掉了胜利者会活的更好。（10: 38）
 
     赵锡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包括整个美国华尔街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它是不断的有人倒下不断的有人长起来的过程，经过200年的考验美国金融界对这种事情是有准备的，尽管历史上面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荡并不是很多但是也不是没有过，所以他们是有经验的。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确定了竞争，而竞争的加剧就导致了各个金融机构为了打垮对手不遗余力的做各种工作。（10: 38）
 
     赵锡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正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间生存下来的，他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我想这一点可能因为我们经历市场经济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市场人士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但是在华尔街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10: 39）
 
     主持人：美国几大投行是金融创新的推动者，他们是金融创新最积极的推动者，是这样的情况吗？正因为他们创新的所以他们在次贷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10: 39）
 
     赵锡军：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适应市场发展、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推出新的金融产品的时候，你的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能力也要跟上。因为作为金融业来讲是两个方面的事情要做的，一方面是要为消费者、为企业、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金融产品，但是这个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对你自己又是有风险的。（10: 39）
 
     赵锡军：另一方面，要做的就是管理好、控制好因为创新带来的风险。如果两者可以匹配，那这个创新就没有问题，如果说你就是为了竞争打败对手占领市场不考虑风险一味的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有可能就会留下很大的风险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金融创新毁了这些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它对风险估计不足毁了他们。（10: 39）
 
     主持人：我们看到美国救“两房”、救AIG，但是没有救雷曼兄弟，那投行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是不是没有像“两房”、AIG的角色更重要？（10: 40）
 
     赵锡军：我们不知道鲍尔森和美联储的主席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一下，他们都是想救的，包括他们采取的措施，对资金流动性比较紧张的机构提供贷款，美联储早就有贷款的窗口了，另外金融机构有问题不可以申请贷款，这就是救的措施。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六七月份他宣布冻结16家金融机构股票的裸卖空交易，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救，只是救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10: 43）
 
     赵锡军：有的是从头包到脚都救了，有的只是一个给你一个裤子，有的只是给一双鞋救一下，美国政府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一个是时机的角度，另外一个是机构的性质和机构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判断出美国政府对这些机构的做法了。（10: 43）

 
     赵锡军：贝尔斯登是第一家，美国政府救贝尔斯登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大一旦救了贝尔斯登以后，跟贝尔斯登相关联的债权债务都可以保存下来不至于波及到后面，他期待着救完贝尔斯登以后次贷危机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它是最有影响的第一家。（10: 43）
 
     赵锡军：接下来救“两房”是没有办法，因为“两房”的性质比较特殊、地位很重要。因为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支持成立的机构，为了解决美国居民的住房问题，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两房”的话美国居民不可能很顺利的解决住房问题，所以历史的功绩在那。另外他在房地产证券化的过程里面他是主力军，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大概是12亿，这两个机构大概发了5.3万亿，所以这两个机构倒闭估计整个美国证券市场就垮台了，所以“两房”是有系统性的影响。（10: 43）
 
     赵锡军：救AIG也是一样，因为它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它在行业里面有巨大的影响力。至于高盛、美林、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他们尽管是上市的但是都是私人投资的，另外时机也不对他们都不是第一家，贝尔斯登救了以后不起作用的，它在行业里面也不是龙头老大，所以它们得到的救助就是常规性的救助，不再进行深入的救助。（10: 43）
 
     主持人：随着美国投资应行接连倒下，美国商业银行开始进入投行领域，如美洲银行收购美林。有观点认为经过这次危机冲击，美国的混业经营推进步伐可能因此大大加快，商业银行入主投资银行将获得新的契机，而过去主要是投资银行侵入商业银行的领地。您认为混业经营能否改善美国金融业面临的危机吗？（10: 58）
 
     主持人：随着美国投资应行接连倒下，美国商业银行开始进入投行领域，如美洲银行收购美林。有观点认为经过这次危机冲击，美国的混业经营推进步伐可能因此大大加快，商业银行入主投资银行将获得新的契机，而过去主要是投资银行侵入商业银行的领地。您认为混业经营能否改善美国金融业面临的危机吗？（10: 58）
 
    赵锡军：现在很多市场和产品分不清楚是哪个行业了，所以是综合化的经营，综合化经营是市场发展的要求，它本身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降低一些经营的成本、提高一些经营的效率，总得来讲是有利于经济效益提高的。但是这种综合化经营新的组织架构出现，一定要考虑它会带来什么样新的风险和新的需要关注的地方，也要把这些新架构的风险控制提高做好，这样可能才有利于整个新架构的发展。（10: 58）
 
    赵锡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这些新的综合性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大多数都在不断的收购原来的投资银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团体，比如说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等他们都在收购投资银行，形成所谓的金融控股公司。但是因为它收购了以后下面的子机构还是独立的法人，所以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仅仅在于我投资到你那去的资金，作为股本投进去的资金，至于说你破产只要我对你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我损失的就是我的股本，而损失更大的可能就是跟出问题的子机构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方了。（10: 58）
 
    赵锡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金融控股公司式的架构对割断风险是有作用的，但是不是直观的作用。直观的作用还是看从事业务的子机构这些投资银行有没有对自己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有没有建立起来相应的完善风险控制这是很重要的。（10: 59）
 
    主持人：我们知道我国已经开始与许银行混业经营，银行可以入股保险公司等，你认为混业经营是不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方向呢？我国该如何进行金融业混业经营？（10: 59）
 
    赵锡军：综合化的方向是没有错的，我们目前是综合化的程度比较低，并没有发展到像美国那样，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这是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让它更好的发展。至于在中国化的同时各个子机构怎么样来做好自己本职的业务、开拓好本职的市场、控制好本职的风险这一块还是需要努力做工作的。所以在综合化的同时，我们并不说是我们的分业经营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我们每一个子机构银行也好、证券也好、保险也好都应该有自己进一步发展的空间。（10: 59）
 
    赵锡军：比如说证券业，我们现在的证券业100多家证券公司大部分是在国内做业务，没有一家证券公司在海外有很大的业务。我们的银行尽管现在走出国门，但是大量的业务还是在国内，我们没有能称得上国际一流标准的大银行。所以现在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可以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要两方面做工作，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又要做好新的综合化的工作，工作任务是更重了。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不是说我们一条腿已经发育的很好了，我们另外一条是短腿要发育起来，我们现在是两条腿并不是很强。（10: 59）
 
    主持人：美国曾经出了一个法规禁止各个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这是不是说明混业经营的风险特别大呢？（10: 59）
 
    赵锡军：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它是混业的状态，欧洲一直就是混在一起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分业美国分的比较彻底，就是29到33年的大危机。大家都认为那个大危机是由于证券行业和商业银行行业混在一起不分，导致了金融风险的蔓延造成了金融业巨大的危机，所以自然要进行分业了。（10: 59）
 
    赵锡军：所以有了33年美国所谓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把两个行业正式分开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才慢慢放开。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才从法律的角度允许它进行综合化的经营，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10: 59）
 
    主持人：混业经营是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非常大的考验。（11: 00）
 
    赵锡军：是这样的。无论是分业也好、混业也好、综合化经营也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业务扩张的同时，风险控制能力也要同时提高。（11: 00）
 
    主持人：问一个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周一央行降两息的事情是否跟雷曼兄弟破产有关，或者说是否跟美国次贷危机加剧有关呢？（11: 00）
 
    赵锡军：如果说是针对雷曼兄弟的话，我觉得时间上是一个巧合。因为从时间上判断，人民银行宣布调整货币政策比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要早了几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巧合。但是尽管是巧合，我们政策的出台主要应对我们本身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面可能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问题。（11: 00）
 
    赵锡军：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次贷危机不断发展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投资消费，导致了雷曼兄弟破产，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中国采取对策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给中国造成的问题，当然雷曼兄弟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这个要牵在一起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关系。（11: 00）
 
    主持人：这一次降息我看您也说不是一个政策转向，就是从从紧变宽的信号？（11: 00）
 
    赵锡军：我个人理解这次宣布的利率下调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是一个结构性的微调，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目的就是针对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间中小企业出现的短期流动性资金成本过高的问题。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出口企业流动性资金非常紧张，有些企业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资金成本甚至达到60%、70%，影响到他的经营。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出口受到影响而带来的压力。（11: 00）
 
    赵锡军：所以我们出台这个政策针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次贷造成的这是每错的，但是针对性就是针对这一块，所以我们短期的利率下调的多一些，长期的利率下调的少一些，因为长期的贷款都是用来投资的。而且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是针对中小银行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工农中交邮政储蓄大银行没有调是因为他们不缺钱的，因为上半年我们的储蓄增长的非常快，但是小银行吸储的能力比较弱所以他们资金比较紧张，他们就不得不高利率向大银行借钱增加了他们经营的难度，所以给他们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所以我们是针对国内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国外。（11: 01）
 
    主持人：中国未来不会走向降息的趋势？（11: 01）
 
    赵锡军：很难说。（11: 01）
 
    主持人：谢谢赵老师，本次访谈结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热情参与！谢谢！（11: 05）
 
    赵锡军：谢谢大家！再见！（11: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