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与回顾改革的历程，对于我们把握整个改革现状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主持人改革开放30周年百人谈系列博士，本期我们邀请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为大家解析中国改革30周年的风雨。
 
    郭田勇：各位主持人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参加金融改革30年的话题。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金融改革30周年，我们很想知道，在改革之前，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时中国金融体制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郭田勇：我们想在改革旧体制的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改革开放以前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问题，弊端还是非常多的。
 
    郭田勇：如果我们总结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经济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同样金融体制也要为市场为导向，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整个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我们金融体制也是跟它相适应的一个高度集中的，我们以前也叫大一统的金融制度。（10: 44）
 
    郭田勇：所谓大一统，从金融机构的分布上来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包打天下，他既是中央银行，又办其他的业务，这样由他一家银行做全部的金融业务。同时在全社会资金管理上出现了大财政小银行的一种模式，银行只是作为财政一个补充，作为一个附属，社会资金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是以财政拨款为主，银行只是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一些资金短缺，银行放一些流动资金贷款，整个从社会资金管理上，大财政、小银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时有一句话叫“纪委请客，财政点菜，银行买单”，银行充当财政出纳这个角色。（10: 47）
 
    郭田勇：从银行本身来看，经营完全与计划经济相适应，所以没有什么弹性。中国人民银行在资金管理上也是一种统筹统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管理。同时，正是由于全社会只有大一统的体制，其实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把金融市场也好，以及其他的信用方式，包括民间信用，包括各种市场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全都消灭掉了，把所有社会信用都集中在银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下，所以应该说社会信用也是非常单调的状态。（10: 47）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78年之后，随着整个改革的开始，金融改革也开始起步的。最早中国金融改革是如何起步的？在中国金融改革整个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10: 53）
 
    郭田勇：我们刚才讲金融体制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种要求，需要金融服务业服务的能力和服务范围要扩大。具体来讲，因为我们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78年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开始的。（10: 53）
 
    郭田勇：农村包产到户，农民变的富裕了，也出现了一些小商贩的一些微观经济体。同时从企业来讲，我们从80年代说要增强企业活力，企业也要搞商品经济，销售商品经济，这样社会金融服务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农村经济搞活了以后，中国人民银行这一个单独的机构难以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所以经济方面有这种需求，促使你金融体制发生改变。我们讲到了1979年的时候恢复设立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开始成立这个机构。（10: 54）
 
    郭田勇：之后又陆续设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前我讲他是一个财政的出纳，建行是属于财政部所属下面一个司，专门为财政部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这个银行拨款。当然国家经济，需要的资金也多了，发挥金融的活力，一方面是多，另一方面也可以贷，拨改贷，这样也单独成立一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我们对外交流，以及扩大开放，改革开放在78年的时候刚改革，我们国内连一台POS机都没有，国外的人拿银行卡到中国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用，所以只能拿美元现钞换人民币。（10: 54）
 
    郭田勇：到了79年，我们知道外汇非常重要，专门把人民银行作为经营外汇的银行独立起来，到了79年我们才有了第一台POS机，ATM机才开始有了，但是非常少，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改变金融服务体系与经济层面出现的需求要相适应。当然从大的方向来讲，我们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讲的，未来要把银行扮演成真正的银行，要朝这个方向改革我们整个银行业。但是我们如果划绷几个阶段的话，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恢复和设立商业银行，我们认为第一阶段改革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在第一阶段大概从78年开始改革，到1984年，单独成立工商银行以后，84年1月1号成立，成立以后把人民银行经营的工商、储蓄、信贷的商业银行业务划给工商银行，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以金融管理和金融调控为职能的机构，所以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到改革的第一阶段，从79年开始正式改，到1984年，我们大概完成了这么一件事情，应该说形成既有中央银行又有商业银行，当时叫国有专业银行，没有提出商业银行这个词儿，现在看既有中央银行，又有商业银行这种二级银行的体制，到此搭构起金融业的基本框架。（10: 54）
 
    主持人：把监管和经营分开了，从84年1月1号工商银行正式成立开始，由原来人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对中国金融体制意义是非常大的。（10: 55）
 
    郭田勇：对，意义非常大，因为以前我们讲人民银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特别是当成立三家银行，工行还没成立的时候，当时银行业搞的挺乱，人民银行既自己在这管理，他还要经营，这样其他银行也不服，也不公平，所以我们要形成中央银行制度以后，搭起基本的框架，为未来这20多年改革，一开始就搭好地基，这一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未来的楼才能越盖越高。（10: 55）
 
    主持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几大国有专业银行成立以后，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多元化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对中国金融体制有什么样的影响？（11: 00）
 
    郭田勇：从84年以后，85年开始金融改革我们才认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把它叫做一种转变的阶段。这里面就讲，从85年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条件下，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现有的基础框架搭好了，这里面银行有四大银行，有专业分工，各管一摊事。（11: 01）

 
    郭田勇：但是小平以前讲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真正的银行恐怕不是各管一摊，银行也是要企业化，也是要有市场竞争的。所以第二阶段，从85年开始一直到96年，97年，这十多年间我们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经营，同时搭建起一个功能齐全比较完备的金融体系，主要做这些事。（11: 01）
 
    郭田勇：全国来看只有这四大银行分区域经营，显然服务能力跟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加速的情况也是难以相匹配的，当时也是为了改革的试点，在89年恢复设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在89年中央定了要设立。交通银行成立以后，由于他没有定位于具体某一个领域，一开始有人说交通银行应该管交通，后来交通银行定位为全能性的，什么业务都可以做的这么一个机构，这样使得金融业当时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做一摊业务，最后形成了农行成城，工行下乡，要竞争大家都竞争。（11: 01）
 
    郭田勇：我们看到从交通银行成立以后，整个金融机构的确带来了市场化氛围不断加剧，大家可以竞争，进入到这么一种情况。当然我们也尝到了这个甜头，我们认为多成立一些金融机构，一方面能够推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得服务变得更好。另一方面，经济体系中有这种需求，你单独这几个服务能力可能不太够。我们在成立交行之后，到了88年就成立深圳发展银行，这是第一家区域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后来到90年代陆陆续续的成立一些，包括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一系列商业银行都陆陆续续出来。（11: 01）
 
    主持人：除了银行之外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11: 01）
 
    郭田勇：对，我们在第一阶段，78年到84年主要在银行业领域改革。到第二阶段的改革，我们的情况又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除了银行体系不断丰富之外，我们金融市场建设也开始起步了。我们回忆，邓小平在84年、85年的时候跟美国交易所见面，曾经把我们国内的股票送出去。当时股份制已经在搞了，搞了之后股份是一个没有公开场所可以转让的方式，包括我们到87年、88年，企业搞股份制改革试点，选择了很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只是发股票，没有地方可交易，所以股票就很难卖。（11: 02）
 
    郭田勇：刚才我们谈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88年成立的时候，深圳发展银行是深圳市委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买的，它的吸引力都没有国债好，国债至少大家觉得以后还有可能还本，大家觉得买股票没有可能还本。（11: 02）
 
    主持人：当时最早买都是作为一种贡献。（11: 02）
 
    郭田勇：对，这样的话这个情况使得我们想我们怎么样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要推动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在90年和91年先后成立了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这也是中间改革很重要的举措，这样推进我们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间接融资，和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的两种融资方式共同向前发展，形成这么一种体制。（11: 02）

 
    郭田勇：第二阶段随着金融机构体系的不断丰富和金融市场的建立，包括金融监管模型的一种初步浮现，我们知道92年就成立中国证监会，叫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两个是一块儿成立的。当时的背景，由于92年深圳发行过程出现了810事件，大家为了买到认购证，因为规定一张身份证只能买十个，全国的身份证都寄到深圳，人们通宵买认购证，后来就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就出现了骚乱，92年十月份就成立的中国证监会。（11: 13）
 
    郭田勇：证监会成立之后，是一种应急的产物，但是他成立之后使得我们分业监管的体系形成一种方向，证券业由证监会监管。当然这里面包括我们金融市场的建设，这里面都是也很多探索和很多教训，包括我们后来的327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我们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85年开始这十年多的时间里发展的速度可以说还是非常快的，我们对外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也非常强，我们在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方面，这一段时间也在逐渐的加大。（11: 13）
 
    郭田勇：我们在94年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94年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在经常性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第二阶段这种市场金融的转变，的确是推动了我们整个金融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服务能力很快速的提升。（11: 13）

 
    主持人：1999年开始，为了解决银行大量呆坏帐问题，中国相继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当初成立一直到现在都是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你自然看待这四家资产公司的成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当初成立这四大资产公司的目的实现了没有？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11: 14）
 
    郭田勇：这里面涉及到我刚才讲的，我刚才说到96年，我们改革的第三阶段就是从97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认为金融体系不断调整与充实的阶段，包括你刚才讲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是与调整与充实的需要。为什么大家喜欢以97年划断，因为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冲击，但是看到我们周边的国家相继出问题，一些金融机构相继倒掉，的确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想我们四大国有银行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支持企业进行改革做的贡献非常大，但是到了97年我们检讨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银行体系问题也非常多，不良贷款非常高，资本金严重不足，所以问题缠身。（11: 14）
 
    郭田勇：对此我们采取了各种办法，试图要解决它。一个我想怎么样进一步的充实资本金，所以在98年后财政部曾经发行过2700亿特别国债，给四家银行补充资本金。另一方面，你不良贷款怎么样？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其实是当时银行改革的一种需要。不良贷款要化解，这样就出现了四家银行各搞一个，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初始的目的，就是对应的剥离和处置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基于这么一个目的。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当时成立说的也挺好，一开始就以为是一锤子买卖，我成立以后剥离14000亿出来就行了，当时想储蓄十年，如果储蓄十年到现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要关门了。没想到中国有时候事情计划不如变化快，一开始是这么设计的，当然我们一开始的确剥离出了14000亿不良贷款，给了四家管理公司，大家分别进行处置，这个过程这几年还是在有条不紊的做。（11: 14）
 
    郭田勇：这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国有银行改革，当时我们国有银行改革不去动所有制，或者没有从产权方面改，我们觉得以前管理上不行，经济改革企业不行，以后经济好了，管理抓的好我们银行就能好，所以我们产权没有动，这是国家故你注资不利不良贷款。一开始以为没有事，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银行又开始出问题，不良贷款大幅度反弹。（11: 15）
 
    主持人：所以之所以争议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14000亿不良贷款处置，他以什么标准处置？很多都是打包卖出去，你能卖多少钱？到底值多少钱，这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有故大的黑洞在里面产生，有很大暗箱操作空间。这么剥离出去以后，按道理银行很好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很快又反弹出了不良贷款。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国家把这么大的不良贷款剥离出去之后，这些银行就上市，而且上市之前都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有一段时间强行规定一定要有外国战略投资者，你自己把坏帐买单再让外国投资者进入，是不是有变向的利益输送？有这么几个问题在里面。（11: 16）
 
    郭田勇：你这几个问题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一开始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时候，大家担心资产管理公司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因为你很难对他进行考核，他这些呆坏帐你让他收回来多少钱，他能收回来多少钱。后来财政部一刀切的处理了这个，至少总体回收率限制收到20%，其实20%也是大家拍脑袋决定的，有的带看可能百分之百就能收回来，有的可能收不回来，但是每家银行资产情况还不太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本身不是太容易核定的数。其实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方式好呢，未来采取市场化招标的方式更好，比如说这个不良贷款银行包，几家公司都可以投标，谁出的价格高我就给谁。你这个100万，我觉得我能回收回来80万，我愿意拿60万买这个不良贷款，这样容易解决。咱们当时是行政性的分配，所以第一点可能有这个问题。（11: 16）
 
    郭田勇：第二点，银行一开始储蓄十年，后来的确没想到银行又形成不良贷款，后来出现不良贷款二次剥离的问题，二次剥离了可能十年储蓄期也不太够了，所以业绩也多了，现在就谈到资产管理公司怎么样进行转型的问题，就不去谈怎么关闭的问题。（11: 16）
 
    郭田勇：第三点，银行改革过程中，我们以前改革思路是要打好房间，迎接客人，人家国外投资者要来要把房间扫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样意味着要把不良贷款自己消化掉，打一个好的印象。这个模式当然引起的质疑是非常多的，包括社会上各方面。我在想，首先我们的初衷，一方面中国人本身就好客，包括我们奥运会也是打扫的非常好。（11: 16）
 
    主持人：这个好客付出的代价太巨大了。（11: 16）
 
    郭田勇：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是知道要付出代价这么做，而是我们怕不他愿意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打扫房间之后卖出的价格更高，他有这样的改革初衷。换言之，你过来投资吧，你不断拿资本金，你还跟我一块儿消化银行不良贷款，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个底气，也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来，一开始改革中对这个形式和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判断。（11: 17）
 
    郭田勇：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不足，但是当时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判断，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我们银行改革的模式。（11: 23）
 
    主持人：前几年争论最沸沸扬扬就是银行贱卖论，几大国有银行一上市之后股价暴涨，他们获得巨大的盈利，你怎么看待银行贱卖论？（11: 23）
 
    郭田勇：这个从技术层面回顾起来有很多反思的。一开始向国外投资者卖出我们股份的时候，大家都是很高兴，大家不认为出现了贱卖。所谓贱卖就是当银行上市以后，回过头一看，你交易价格跟刚刚卖的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越是价格高贱卖的声音越强。其实我在想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一开始大家都很难料到。我们一直说国有银行在2002年、2003年以前的时候，其实都是被国外称为要破产的状态，说中国金融体系随时可能引爆一个炸弹，我们当时的确对这个情况如坐针毡，我们急于改变。（11: 23）
 
    主持人：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外国人通过各种舆论诱导国内某些政策，我先说你已经不行了，然后你再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包括前不久商务部一个司长出问题，他就是接触了外国的方面，在很多法律上偏向于他们。（11: 23）

 
    郭田勇：这只是我们一种猜测，像股市已经很低，我进入利空，这种猜测好比如我们前几天讨论，大家猜测这次汇源果汁卖给可口可乐，会不会存在汇源果汁在三块多钱的价格，在香港套牢的股票比较多，制造这种假消息出来，让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来解套。大家分析为什么有可能，你既然可口可乐要收购汇源果汁，按照国际上收购通则，可以先在流通股市场上进行收购，当你收购到5%之后再对外宣布，向监管机构报告，发布全面收购。（11: 24）
 
    郭田勇：这个可口可乐是一点没有在流通股市场上，如果你在流通股市场上先收一部分，就表现在你要掏这么多钱，你把价格也起来了，你想再退出收购，你成本就高了。现在你直接提出收购，即便国家商务部没有批，最后谁也没有亏钱，可口可乐也没掏钱出来，没有批在市场中前面中要解套的这帮人，价格那么高他们给卖了，我们都可以做这样一些猜测和分析。（11: 24）
 
    郭田勇：但是我们回到银行改革，从我们当时的政府来看，我们无论这里面受没受到一些舆论的诱导或者误导，我们判断就是这样，当时银行处在崩溃的边缘，时不我待的，当时背水一战，一定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国有银行改革上。由于我们这种心态，要是打好这仗，我们急迫的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具体对外谈判价格上，只要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改革目标，我们能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标，是不是花的钱多还是钱少一点，这个事就变得不是非常重要了，这里面有这个问题。（11: 24）
 
    主持人：花这个钱能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11: 24）
 
    郭田勇：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前一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要思辨银行改革的得与失，包括我在上一次金融改革30年蓝皮书上我也讲了，我说这个失就讲一个内容，我觉得如果从财务上考虑，当时的确建行、中行、工行，包括交行这几家银行改制上市的时间特别密。假如说建行改制上市过一段时间，看看具体的情况我们再进行改革。（11: 24）
 
    主持人：现在有几家银行一起探路。（11: 29）
 
    郭田勇：一起改革没有再改的余地，如果建行上市价格这么高，交行改革可以再谈判，所以我觉得银行改革中的确还有这么多可以反思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大方向，因为在98年到99年我们采取剥离不良资产改革，我们没有从产权上改革，把股东和投资者分散的公司治理体制，至少2003年以后，这一轮我们在调整阶段，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做。（11: 29）
 
    主持人：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体制，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你怎么看待这种监管体系？以前为了分业监管才形成这样的体系，现在是不是要走向混业经营，是不是需要一个大金融的监管体系？（11: 29）
 
    郭田勇：金融监管体系一定跟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当时所处的运行条件，以及业务能力相匹配的，所以从中国金融业的经营来看，在92年，包括93年吗时候你回头超前看，包括在交通银行成立的时候，交通银行为什么是全资银行，里面既有证券部也有保险部，他所有都放在一个方面做。交通银行属于海空证券，保险公司都是太平洋保险公司，他都是银行业的一个部。（11: 30）
 
    郭田勇： 92年证监会成立，其实到92年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银行自己设立证券部，他在股市中容易推动股票价格大起大落，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银行不要办证券公司了，所有的证券体系都跟银行分离。我们看很多大的券商，包括国泰君安、华夏这些大的券商以前都是由各大银行办的。国泰君安是建行办的，华夏是工行办的，南方证券是农行办的，上海申银是上海人民银行，都是银行办的券商，后来一看这个体系不太行，风险容易交叉传递，所以我们把它从银行分开了。正是由于机构层面的分开，所以从监管层面要有专门的机构监管，形成这个体制。（11: 30）
 
    郭田勇： 92年成立证监会，98年成立保监会，2003年成立银监会，搭建成银行、证券、保险三位监管机构，各自在监管。的确从这几年金融业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包括国际金融形式变化非常快，我们对此进行反思。（11: 30）

 
    主持人：我感觉跟着美国，美国做分业我们做分业，美国现在进入混业我们也跟着混业。（11: 30）
 
    郭田勇：这个东西是有这种效应，因为金融业发展要以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为未来的标杆，我们的确从他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和很多做法。特别是从2007年以后混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系、保险公司，各种汇率产品大家都可以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11: 31）
 
    郭田勇：包括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我也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当时有人觉得挺吓人，我说美国次级债危机，中国的监管体系下，中国比美国危害还要大。美国次级债危机在银行放贷款，把贷款打包发债券卖给投资者，如果说在中国做这个事，银行方面是银监会监管，你把它打包发债，这个事如果在货币市场发债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如果在资本市场监管由中国证监会监管，一下子穿插到不同市场主体。（11: 31）
 
    郭田勇：我们做这个事情，如果上面几家监管机构他们各自为政，他们的政策都不一样，所谓的创新金融产品很难推的出来，所以正是由于金融机构层面变化的格局，逼迫我们讨论，我们是不是要从监管层面怎么样，这样对我们金融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当然我们注意到从这三个监管机构成立以后，他们建立一个所谓监管联姻会议制度，不定期碰一个头开一个会，但是我们觉得那个会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11: 31）
 
    主持人：如何评价中国货币制度的改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人民币汇率下一步怎么走？（11: 39）
 
    郭田勇：从我们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来看，金融领域的利率和汇率的确是两个很重要的领域的改革，我们放到一块儿说，这30年改革我们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都在不断的向前推进。从汇率改革来看，我们回忆起来，我们曾经出现很长时间的汇率双轨制，国家有一个外汇排价，同时又一个市场调剂价格，那时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是双轨制汇率，后来我们进行了并轨。并轨之后基于中国是一种发展中国家，我们管理层的确会存在这种思路，我们压低一下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出口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提速。（11: 39）
 
    郭田勇：我们在汇率决策上，应该说发展中或者欠发展的国家都会有这种共同的想法，对自己的利益更有利。我们其实第一轮到94年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进行并轨，并轨以后一直到2005年，这十多年我们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刻意的压低，使得中国这十多年，我们在94年外汇改革之前，国家外汇储备只有200个亿，稍一不小心这个钱就花光了，就没有前了，后来我们双汇制差就形成，国家外汇储备也大量增加。94年的汇率改革对于日后中国所谓“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帮助非常大。（11: 40）
 
    郭田勇：但是时间久的之后负面问题就暴露的越来越多。首先汇率水平被低估，缺少弹性，控制住价格，交易的浮动空间非常小，汇率无法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所以到2005年我们要进一步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要形成市场供求与基础，而不是以前盯着美元不动，而是要参考一两个货币的管理汇率制度。从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从走势上来看，改革前8.2几，到现在已经到了7以下了，绝对升值幅度大概超过20%，我们讲升值幅度还是非常高的。（11: 40）
 
    郭田勇：在汇率改革上，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我们未来进一步增大弹性，直至完成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这个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第二点，我们现在，特别是包括今年上半年我们碰到经济层面发生了调整，这些问题，我们对改革的路径也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对企业层面到底带没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反思。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一个汇率司，汇率司就表现出汇率改革未来怎么走，仍然对未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11: 40）
 
    主持人：我想汇率改革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以后会专门进行调整。刚才谈到我们汇改出现巨大的外汇储备，正是因为将近二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上周五有外国媒体报道，因为美国公债和地价贷款市长的投资价值缩水，银行已经开始与中国财政部就充实资本金的方式问题进行了会谈，也就是说央行资本金出现的问题，你认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11: 40）
 
    郭田勇：我们把央行看成家银行的话，他当然要有资本金，中央银行从资金操作中有盈利也有亏损，他讲无非持有国外资产要多，而美元升值导致你资产缩水，缩水以后你是不是资本金不太够了？但是我想，中央银行不是一家盈利机构，而是一家调控为主体的，不要把他当成盈利主体来看。我们考核他的目的是看中央银行不在于你盈亏多少钱，哪怕中央银行亏损的钱特别多，如果说你调控能够与中国经济相适应，我们仍然认为你调控非常好。如果你过于关注央行亏损或者盈利，包括央行这几年连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是错误的事，因为存款准备金率越高，央行付的息越多，照这么讲央行是不是要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为零？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央行是调控主体，我们不能过于关注盈亏情况。（11: 40）
 
    主持人：我觉得背后是因为中国外贸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11: 41）
 
    郭田勇：但是我个人认为从调控结果而言，央行我们算盈利和亏损情况，我今年赚到钱，第二年没有赚到钱的情况。这里面只要是央行和财政之间进行内部协调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公开性你今年亏损了，所以我给你补充资本金，中央银行又不是商业银行要有8%的资本充足率，没有资本金就风险特别大，没有人说中央银行花超钱会破产，因为中央银行背后的信用也是国家信用，所以资本金的确存在花超钱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存在很迫切的需要提高准备金的问题。（11: 41）

 
    主持人：外汇储备现在感到缩水，投到哪里都有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多话题都只能点到为止。（11: 41）
 
    郭田勇：其实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我最近一两年也做了一些研究，包括有一本专门金融改革30年，最近几年我们中央财经大学王教授，他也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他在金融学会界还是非常有权威的。这一两年专门对中国金融改革30年做的一些梳理和总结。（11: 41）
 
    主持人：确实中国金融改革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和回顾的地方，为了以后更好，更进一步深化我们金融改革。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郭教授来和讯做客。（11: 41）
 
    郭田勇：谢谢。（11: 42）